创建博客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我想我是海的博客

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不是谁都明白

 
 
 

日志

 
 

大家风范--广外钱冠连教授: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  

2006-12-30 19:57:56|  分类: 休闲生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题记:本博文转自钱冠连先生的个人网站http://www.clal.org.cn/personal/glqian/JY5.HTM,读后深受感动。现在摘录与此,与各博友共享。钱先生是英语语言学界的泰斗人物,看看他的人生路程,我们或许会更加懂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

钱冠连:摘取我够得着的葡萄

    1986年发表第一篇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到出版四本专著《美学语言学》、《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全息论》及2004年这本《家园》,大约经历了18年。但是开始正式接触语言学文献还要从1986之前的三、四个年头(大约是1982)算起,我学习与研究本真意义上的语言学的历史就应是22年左右。忝列语言学研究者之中,那得承认,是一个天助与自助的过程。研究学问的人与朝圣者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者,都必须虔诚,每一步都得五体投地;不同者,朝圣者早已锁定了圣地作为他既定的目标,而研究学问的人却要在路途中反复摸索,才能定下目标。

    因此,下面的叙述与回忆,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范例”,这只是外语学者的许多路子中的一种。

    我的学养与准备,是逐渐接近语言学的,无意中走了一个由博(学、涉)到专(外国语言学)的路子,也属必由之路。现在回忆起来,人的一生干什么,不干什么,是由个人素质与社会需要的磨合(密合,也叫“走合”)、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输入与输出的配对诸种状态决定下的。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天意”,个人的素质准备与社会的需要、偶然与必然、输入与输出的状况便是天意之一种。

    1939年,我出生在湖北江汉平原的一个水乡泽国:仙桃市(过去叫沔阳县)沙湖镇。境内是一个湖连着另一个湖,一条河串着另一条河。故乡因其荒野而神秘,因其生态的多样而富饶。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但并非是一个全心全意的商家。生意上,他不算叱咤风云,在读书上却有割不断抛不开的兴趣。他对唐诗宋词、《三国》、《水浒》,极为熟悉,我在少年时代得其益,应在点点滴滴的浸润之中。更为幸运的是,家乡父老特别喜欢开办各种文化盛事。常年不断的戏班子唱戏、各种节日的精美宏大而且美仑美奂的街头表演,伴随我渡过了如痴如醉的童年。在月光下进行的街头巷尾的激烈、狡诈、狂热的“巷战”中,往往我是一方的“司令”,这让我习得了人生的游戏规则。童年时代的五大项——吃喝玩乐睡——就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完成。不消说,故乡的每一项文化活动,都成为其子孙吸取灵气的源泉。在我日后的学术专著甚至是纯演绎的理论著作中,下意识地、时不时地冒出一两处鲜活与生动(不少读者都发现了这一点),大概是无意中释放了仅仅属于故乡早年的那种丝丝灵气。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对故乡魂牵梦萦,对父母常常缅怀的缘故吧。 

    我在当地读完了完全小学(四年为初小,六年为完小)。数学成绩并不太妙,四年级期末考试,只得了62分。作文成绩一直不错,好多文章都被先生当作范文点评。记得有一次区政府在乡村召开一次土地改革的动员大会,我还被老师推上台代表小学生在会上讲了话,没有带讲稿,居然还未闹出乱子。如今,我教课尚能抓住学生,大概是因为从六岁就开始起步锻炼当众“演说”的缘故吧。读小学时,不仅喜欢语文,甚至更喜欢自然、地理、历史、音乐等课程。从四年级起,每个学期总成绩,必是前三名,但从未上过榜首,皆因记忆力不怎么好。语文课老师吴玉清(从夫姓杨,专教一年级新生,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娓娓动听地讲述着牛郎与织女)、肖寿喜与杨元公、自然课老师戚名儒、音乐课教师岳松云诸位先生,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自然课的上课铃声,是令我们最雀跃的召唤。戚先生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勇于提问,勇于发言,他说:“提不出问题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于是我问:“那么小的瓦片,丢在河里要沉,那么大的轮船,为什么不沉?”于是课堂上争得一塌糊涂,然后由他作总结。在他的课堂上受到的启发,与我日后读到的马克思名言“对人类的一切知识我都感到兴趣”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今的读者大都能在拙著中发现语言之外的知识结构,这得益于从小学起这些高水平老师的指引。这是我1953年前所受到的小学教育。

    1953-1955,我在县城读初中。这个学校,便是如今高考率屡上全国榜首(虽然以高考论英雄是全局性的失误)的沔阳中学。在这所学校里,我因为家庭境况变得困难,时常被通知“停伙”(不给开饭了),却对功课非常投入。我的成绩一直平常,在年级算不了佼佼者。个头不高且耐力不好,一登高心就发慌,体育活动我上不了场。虽然音准是强项,但歌喉并不嘹亮,于是音乐方面也没有我的份儿。但是,语文课成绩一直很好。记得有一个小个头姓蔡的同学问我,“伙计,你怎么一考就考个90分以上?”作文经常是受夸奖,而且,我还能提前猜中自己某一篇作文一定要受表扬。有一次自由命题,我描写了家乡经常闹水灾的荒凉景象,戴深度眼镜的刘老先生在评语中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在:“语言像蜂蜜。”当时年少,不知这是老师在鼓励,还把这句话当真了,偷偷乐了好长的时间。后来的朱大勋先生执教语文,他那神秘的渲染,欲擒故纵的教学艺术,令人神往。由此,我老想当作家。这个作家梦,梦了好久好久不醒。先是当语文课代表,后来还当俄语课代表。教俄语课的老师身躯宽大,第一次上课,就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大字:周斯宁。他那略带沙哑的四川普通话说道:“周恩来的‘周’,斯大林的‘斯’,列宁的‘宁’”。就从他那里,我迷上了外语,如今我吃上了外语这碗饭,就此发端。帮他当辅导的是一个流落在我们当地的一个白俄女人(当地人背后叫她为“俄国婆子”),她一上课就开始带我们朗读,一直念到我们口吐清水,饥肠辘辘。这样,我们从小就学到比较地道的俄语腔,后来上大学时,我在全系朗读比赛中得第二名,班上有事总是派我与苏联老师周旋,与此不无关系。周先生一开始根本不教发音理论,一上来就教课文,到了下学期,回过头来教拼音规则,竟势如破竹般地顺利。这学期开头第一次课,他在先未教读的情况下点我的名,让我读出ПИСЬМО,我竟然能脱口而出,这也不算奇怪,因为他让学生积累了相当多的音感,学生多少能自己摸到一些拼音规律。在初中三年,我的数学还是不太好。这个时期,我更喜欢物理等课程。有一次物理期中考试过后评讲,罗老师在评述到怎样增加摩擦力这一道题目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个题目满分是5分,你们都答了书上说的两个方法,本来都可以得5分,但钱冠连却多答出了一个办法:以加大物体本身的重量来增加摩擦力。那你们只好得4分了。”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一直记着并引以为荣:1954年发大水,在政府的领导下,我们逃水灾集体转移到了天门县杨林乡,有一次我和弟弟去买米,回来时,为抄最近距离,走下了汉水边的一个很大的河湾,不知道那是一片沼泽泥潭,越陷越深,终于惶恐起来。可是,我想起物理学上压强与接触面积成反比的道理——接触面积大,则加在单位面积上的压强变小。我们弟兄俩便开始平趴于地,以增加与沼泽淤泥接触的面积,匍匐前行,单位面积上的压强变小,终于安然通过。这一次经验,让我记住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岂止是力量,还是求生的必备条件。从此以后,我对知识、学问、难题的渴求、钻研与攻克,仿佛变成了一件赏心悦目的人生乐事。后来的1993年,我徜徉在安得卫普街头(那时我受国际语用学会之邀做合作研究),看见一家家公司或者企业或者大学的电脑面前,晃动着一个个神气十足的白领人物,我的脑子里立即跳出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它的办公室,它的交椅,只是为有智力的人准备的。这种对知识对学问对难题的乐观心态,直接导致了55岁之后还决定深入西方语言哲学领域这样的学术冒险,好像真正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么一回事。

    1955-1958年,是我在湖北荆州中学(原来称为江陵高中)读书的三年。这三年是我继童年幸福时光之后的另一段美好时光。荆州是一座古城。城墙、城垛、美丽的夕阳,本身就是一首诗。不需要感叹,如血的夕阳被满天的红霞浸泡得扁扁的,在傍晚时分沉入云海,这就是一个美丽的感叹号。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上一所好中学,遇上一个好校长,得几个好老师,是人生第一大幸事,都让我遇上了。在那所学校里,几乎感受不到高考的压力(只是在高三时,老师让我们做好升学与劳动的两手打算,那时的流行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们躲过了应试教育的一劫,是我们的幸运。我们可以完全凭着兴趣与志向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塑造我们自己。重视知识结构的平衡发展,同时不忘对擅长的项目加大钻研的力度。从高中开始,我已经尝试“研究”性的学习了。我的“研究”意识唤醒得较早,这起始于一次讲座。当时的教导主任傅源远先生教导我们今后读书(他不敢要求青年学生“做学问”,这三个字是那个时代的避讳词,那时正处“反右”运动的前后)要善于联想。我后来发现,正是这个“联想”,使我追求原创性思考时,有了一种可行的思考路径。在仅仅解释别人的东西时,不需要联想。只有在企图突奔出一个新的出路的时候,才会有联想的要求。联想导致悟性,导致开窍,导致突破。什么是悟性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找出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联系的能力,便是悟性好。好的悟性一定是建立在浩博厚实的中西学理与各种横直的联系中。

一次作文竞赛中我的散文“暑假日记”与另一位同学的诗作“我多么想变成一只白鸽”双双“蟾宫摘桂”。我的俄语学习继续深入,在毕业时,已经有了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研究性质的练习——总结出一套俄语动词接格关系一览表,可是并没向老师展示。很巧的是,教我们俄语的,又是周斯宁先生(我考进高中,他亦同时从沔阳中学调到了荆州中学)。他很重视口语训练,我是他常常提问的一个学生,但不敢断定是他的得意门生。后来,在上一个世纪的90年代,我几次看望周先生时,他坦率地问道:“你当初读高中时,外语成绩并不特别突出,为什么现在却有成就?”我回答,“成就”二字我实不敢当;但我读书时所有的功课都不偏废,但都不错。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有潜在力的素质。现在的高中学生读书就是为了升学,忘记了最根本的能力是创造。在高中阶段,我尝试研究式的学习方法,不止于一门学科。有一次,历史老师熊先生发现我的历史笔记很特殊,把历史事件的线索理得比较清楚。他向全班学生说,“钱冠连的学习方法值得总结与推广”。在回答昆虫的保护色是怎么形成时,我搜集了一些昆虫标本,并附加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便有了一点研究的味道。但是数学成绩有一次历险:纯推理性质的三角学平时考试时有两次不及格,我很紧张地想:难道要我补考一门才让走出校门吗?静下心来之后,期末考试之前早早地做起了准备,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做,在做完全部习题之后,我终于摸到了三角公式推演的规律,在毕业考试中,连班上的数学尖子都未得满分,我却得了满分:5分。同时,我也是语文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在高中毕业之前,中国的古典名著已经基本读完了。最后,在填写高考自愿表时,许多学生不愿报考文科,班主任在动员大家报考文科时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认为报考文科的人功课都不大好,这不对。钱冠连就挤进了我们江中的前十名,连我也没料到。”他用“挤进”这个词,表示了他的意外与惊讶。我知道他是根据教务处对全部学科成绩的统计说话的:前九名都是报考理工科的学生。我能“挤进”,说明我知识结构还合理,这让我终生受用。但是,我并未刻意追求进入前十名。如果一个学生刻意追求名次,他就会在记忆力上与人死拼,而不会将注意力放到创造力上,到头来就会落入死板的陷井。当初令我胆怯不敢报考哲学系的唯一障碍是:我的数学不好。如果当初我报考了哲学系,我可能走上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就不会在55岁以后才把西方语言哲学当成主攻方向了。

对于今日的语言学研究来说,我在高中阶段所做的最有“后眼”的一件事是,认真地研习了古文。语文先生兼我们的班主任张守先,老是对我们强调背诵古文的长远意义。频繁地把深度眼镜取下又戴上的张先生说:“趁你们年轻记忆力强的时候,好的古文篇章一定要背,背了的日后受用无穷,不背是要后悔的。”我听了他的话。好多古文直到现在我都能背颂出来。我的一点点古文功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奠定了。读者可从我的四本著述中,会发现我大段地引用孔子、庄子、老子、刘勰、禅门公案、钱钟书《管锥编》及《谈艺录》,也会发现在《汉语文化语用学》中涉及了汉语句法。这样做的胆量,一半来自“即便古文用错了受人批评也是好事”理念,另一半则是来自面对古文我还不是完全地昏昏然。这里,又触到了我们外语学人的一个痛处:不精通母语的外语学者,往往只能解释外国语言文献,不敢对汉语深入“腹地”或者探其源头(即使愿意以汉语为语料的学者也不太敢引经举典),到头来是不会对语言的规律做出重大发现的。道理很简单:对外语的感受,你天然不及洋学者,于是你的外语研究只能从洋人那里零贩碎运,最终你的研究上不了洋人的船;对汉语的感受,你又不及汉语学者,于是你的语言研究也上不了同胞的船。这样“洋不就、土不成”式的两不沾边基本上就是中国外语学者的现状。像吕叔湘、王力那样的智者,突破了两张皮的局限,英语和汉语都精通且以汉语为主,一举而有大成。赵元任是另一种光辉的典型:作为中国人,先精通了母语,出国后又谙熟了英语以及种种欧洲语言,以自己的出色的理论创造的成就(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当上了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这三位先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启示:要想从“洋不就、土不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外语学者在进行外语研究的同时,必须精通自己的母语。“外语学者”在任何时候都不意味着母语水平不高是理所当然的。

我考上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是在1958-1962这四年。上的是俄语专业,学过的功课先后有俄罗斯文学、俄语语法、语音学、词汇学、历史语法与教学法。教词汇学的是揭秉让先生(后来他当上了系主任),讲授精致而深入,教材是他自己编的,教材负载着他自己见解,这就无异于告诉学生怎么做学问。教历史语法的是杨隽先生,他在一个一个的英语词、德语词、俄语词、法语词中串门,透过音变找到哪是源,哪是流,令人眼界大开,兴趣盎然。在他的课堂上,尽我所能地迅速笔录下所听到的一切,说明着迷之深。这两位先生开课都只一个学期,却是对我进行了语言学入门导读。语言学在一般人心目中,枯燥乏味,我怎么能如此一往情深?这得力于揭、杨二师的早期引导,让我得其趣,尝其味。我对语言学不经意地闯入,由此乃滥觞。二年级开始课后阅读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查词典不多,再往后读ВОЙНА И МИР(《战争与和平》),大段的法文读不通,只好丢掉,需要查看的俄语生词并不十分多。至于根据汉语翻译过去的俄语读本,用不着查词典就可以顺利地读下去。阅读上的顺利,得力于初中高中的俄语底子。但是,毕业的那个时代(1962年)没有硕士、博士可读,当然我也就没有受过专门的、严格意义上的linguistics训练。我迟迟不能直奔语言学,这是第一个延误。这样,俄语语法、词汇学、语音学、历史语法与教学法,就算是我学习与研究语言学的原始积累。

在大学阶段还做了一件有长远意义的事:弄到一份长长的世界文学译著书单,其中以俄国、英语、法国的译著为主。我居然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华中师大图书馆的藏书量是不小的。到毕业时,对这几个文学大国的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虽然英语与法语的翻译只是让我触摸了其皮毛(读译文与读原文,媒介不同,给人感受出来的距离,何啻千里之遥),而对俄国的三位大师(Л. Толстой, ПушкинЧехов)与一个名人(Горький)却有了深入的阅读体验。像这样阅读的学生是要冒险的,果然,我就被内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学生(我们始终没能弄清红专道路怎么个走法),到了三年级党总支书记在学生大会上点名为我平反,我还有点后怕。其实当初,也感觉到了向我扫射过来的批判的目光,但管不了那么多了。世界文学宝库的吸引力确实是巨大的,而任何一个对人类的智慧稍有钟情的大学生,都不能不被吸引。说到大学生活,还有一件温馨的回忆令我常常感怀。上面提到的词汇学教授揭秉让先生,作为系主任,也是我教育实习时的辅导教师,他在总结成绩中给我最高评价的同时,还在背后向团支部书记打听,“钱冠连申请过入团没有?你们找他谈过话没有?”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潜台词是出于温暖的关怀。后来我被打发到湖北的“西伯利亚”工作之后,他于70年代初趁出公差之便,还两次看访尚在“炼狱”中接受焙烤的我。2002年大学同窗40年聚会时,一大群老学生去看望他,当着满满围坐的老同学,我以商量的口气问大家:揭老师靠什么受到那么多学生与同事的尊敬?然后又试着回答:在那样的以极左为进步的时代里,他却在实事求是的工作中给出了不露锋芒的人文关怀,人性的关怀。那种悄悄地关怀,没有光芒四射,却深含着暖意。大家赞同着,叹息着。

< XMLNAMESPACE PREFIX ="O" /> 

一到大学三年级我就立即采取一项果断措施,挽救了我的现在:将大部分精力转移到选修英语上来。当时,我这样做,还不是预见到了我们与前苏联的关系的破裂,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破裂的迹象;更不敢梦想到会有改革开放这一天,英语是一定会派上用场的(而且,那时我们仍然把英美算作帝国主义,算作头号敌人);当然,也绝对不是我有先见之明,预见到将来检索语言学文献主要是通过英语。之所以花主要精力学英语,是因为我认了一个死理:只学一门外语不算一个外语学者。必须还学第二种,而且还是通用的语种。最好,有第三种。说到这里,免不了提到一个也许是终生的遗憾:没有趁文化大革命十年逍遥的时候学德语。如果学了德语,如今阅读海德格尔时,就可以不假英语而直奔海氏。再说,当时决定全力学好英语的前提条件也具备了:从二年级起,我的俄语方面的功课全是5分,而且,只要是全系的学科竞赛,我都得了名次,作文竞赛得第一、朗读比赛得第二、书法竞赛也是第二名。可是,当时的条件下,那种一不听录音,二不看录像,三不见半个英美教师,四不学英国文学,五未受听说训练、六不强调用英语写作的“英语学习”,可想而知,能给我什么样的结果!惟一对路的是,每天早晨朗读英语的习惯一直不丢(且保持到我50岁),才让我两年(1961-1962)下来得到了两个东西:第一,记住了一句话:We must learn from Liu Wenxue。第二,我把英语音标真正地学牢了。后来,少年英雄刘文学我是忘得干干净净,倒是这套英语音标,在我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为自学英语时派上了大用场。

以上算是我的童年与学生时代对自己学养的准备。但是,以我学习语言学而论,这样的准备只是一个开始。可以发现,这个历程中,我对各门学科的重视多于外语,而且,极为重视母语。大致上走了先有博后有专的路子。应该说,事实验证,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子。不相信从小只读外语不要其他就能作一个成功的外语学者。外语学者的艰难之一就在于,他不能从专(外语)到专(外语),只能从博到专。这样,他就要花去相当多的时间走完博读博学这一段长路,没有耐心的,就退出阵去了。外语学者的艰难之二,大学毕业了还不能顺利地过渡到用外语得心应手地写作,还要花相当长的时间练外语写作表达,但是,中文系的学生本科毕业就能写比较漂亮的论文了。在这里,外语学者便输了汉语学者一招。没有耐心又花相当长的时间过文字表达这一关的人,也只好退下阵去。这就是为什么汉语学者瞧不起搞外语的人,说“他们除了外语什么也不懂”的主要原因。而过文字表达这一关有什么捷径没有? 没有。我看没有。外语学者的第三种艰难,将下面讨论。

1962年,我被派到人人认为荒凉的所谓“湖北的西伯利亚”——恩施,在第一高中任教,那倒是湖北省的一个重点高中。教俄语,也教过英语,但是,在课余,却全部时间花在自学英语上,用的是许国璋那一套教材。文化大革命之前,北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还没有停刊,我就每文必读。广泛阅读的东西,开始是Beijing Review, China Construction, 后来是英语小说,从英语侦探小说读起,然后就开始读Mark Twain. 还有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让我永不忘怀:文革前,我在当地小有名气,一因教学受欢迎,每有校外人士来听所谓公开课(即示范课),学校一般派我上场,二因我培养的首届毕业生中,竟有14人考上了北京、武汉的外语院校,这在一个山区中学也算创造了空前的纪录文革甫始,我受到批判,这一前一后落差何止千丈!通知开会批斗我的前夜,竟然彻夜通读陈昌奉所著《跟随毛主席长征》的英文版On the Long March with Chairman Mao,真不知当初何来如此磅礴气势,如此逢辱不惊!人逢绝境时,胆儿变大,可见这是一个事实。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3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从恩施被派到更高更寒的山区(我知道那是一种惩罚)——咸丰师范学校。真是没有意料到的是,在那样的地方,找到了38张英语的碳精唱片和一台手摇式留声机。这简直是绝处逢生,无法理解啊! 原来,教育部向全国每一个地区的重点师范学校配置了全套英语教材上的唱片。既然有了这套东西,便一张一张听,每张唱片少说也是一、二十遍。由于我已有了学第一外语的经验,便很自觉地积累音感。我坚信,音感越是清晰、正确与丰富,听说才越有可能准确与流利。当时“不读书可以当造反英雄”,“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甚嚣尘上,怎么能让一个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听英语唱片?我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我在教英语,你怎么能不让我听?那时,还有一个好办法:读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你能把我怎么样?为了学英语,先将房门关上,有人敲门,先将英语读物压在《毛泽东选集》下边,再起身开门见人。

    1978年之初,我调入鄂西大学,即后来的湖北民族学院,教英语。改革开放既行,我的英语学习从“地下工作”变为“地上工作”。我仍然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过英语听说关。我给学生上完了英语课,立即转换角色,像一个大学生那样,又开始我自己的听说训练,听了许多录音带。那时的自我感觉是,我就是一个重新开始读大学的英语学生。我的妻子说:“我看这个学校,只有你一个人在拼命读书,像个大学生。”“拼命读书”的肯定不只是我一人,但说我“像个大学生”那样地撩开一切读书,确也。

    以上可以看作我语言学研究的准备阶段,这个过程漫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中间最长的延宕是我本科毕业时(1962年)没有硕士或博士接上,尤其是文革十年的荒废。

    80年代之初,大概是1982年,我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专题学习与研究。这个时候,抓到了两年的脱产进修,一是在武汉大学,听两个美国人讲了整整一年的美国文学与文化,这个不算我最大的收获,因为这些内容不脱产也可以得到。最大的收获是我扎扎实实地练习了一番英语写作,而那位美国女教师也认认真真地、毫无敷衍地进行了批改;第二年在复旦大学,把那个不满两百年时间跨度的美国文学又炒了一遍,可是正中下怀的还是读了一些语言学文献。当时,当北外、上外与广外等大城市的外语院校的佼佼者(也是最早沐浴着解执去缚的春风与阳光的幸运儿)出国留洋时,我仍在大山里苦苦挣扎着,在鄂西大学(如今的湖北民族学院)里(1978-1989)一面教着Advanced English (张汉熙主编),一面苦行僧般地听着录音磁带、读着别人介绍过来的有关英语语言学的文献。第一个办法就是啃三家外语学报(北外、上外与广外)上的介绍与评述国外语言学的文章,一篇不落,一网打尽,同时也是生吞活剥。第二个办法,尽量采集英语原文文献,记得其中之一是上外的一个教授根据外国语言学的资料编辑而成的小开本,是用英语写就的General Linguistics。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在1984年,从北外弄到了Geoffrey N. Leech 写的Principles of Pragmatics这既是我接触最早的语言学方面的原文文献,也是我读的第一本语用学方面的文献。一句一句地读,反复咀嚼,其荜路蓝缕之状,其创业之艰,回想起来令自己感喟万端。最大的障碍是不懂术语。术语是一个学科的结晶体,懂得了主要术语,也就进入了那门学科领域。山区冬日的暖暖阳光下,照着一个在阳台上的读书人,昏昏地,他睡着了,醒过来,又捧起书页。记得为了在山区那样的大学(所谓“第三世界大学”)里用英语开讲语言学的课程,我使了一个小手法:在向教务处说明开课的必要性时,我说:“有文件规定,副教授必须不断地开新课,不然的话,你们将来就不要罚我不履行副教授的职责。”这一招儿还真灵,开明的领导就让我给英语教师本科进修班的学生开设了语言学。这样,我成了鄂西大学第一个用英语开讲语言学的人,这个进修班毕业之后,有没有人继续开这门课,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于1989调到了广外大,这是后话。

 


 

经过了四、五年摸索,我决定着手写作正式的论文。在1986年完成第一篇语言学论文“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一投不中,于是二投《现代外语》。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我对妻子说:“如果这篇论文不能发表,从此我陪你玩到老。”这话听起来是赌气,其实是自我调侃加上内心里的自信。如果一个人做什么事,全无自信,那还做它干什么?这个打赌是认真的,不是说着玩儿的。因为我的写作是认真的。我一向的观点是:可以让人说我做的工作这儿不成熟,那儿不成熟,但不能让人说我做出来的工作是对前人无价值的重复。前者的评分有朝一日可以是60分,后者的评分永远为0。我十分尊重严肃的高水平的介绍、引进与评述,不吸收别人的介绍与引进,也没有我的今天,但自己的脾性却宁愿开垦生荒。我自信“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不是无价值的重复,是有自己思想的东西。如果这样的开拓工作不被学界接受,我的前面还有什么希望呢?或者说,一个不理睬开拓的学界还有什么值得我去单相思呢?这个东西后来登在《现代外语》(主编张达三先生)首篇,并没有使我神气十足起来,因为一次成功的偶然性太大。我必须让人再次检验我。第二篇东西“言语假信息:兼论Grice合作原则的拯救”(与权威Grice的意见正相反)于次年(1987年)发表在《外国语》(没有公布编辑部名单)上。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对我个人的“拯救”是不言自明的,否则我真会一玩到老!第一,社会评价机制对我说话了:你能做语言学这件事。第二,社会评价机制还是肯定创造性工作的。这两点意义影响了我22年来的研究思路,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在迄今为止的68篇文章中,大约有2/3以新的思想为主,1/3是解释别人的东西。四本专著,则完全是自己的理论尝试,当然还有许多不成熟。

检讨四本专著的写作过程,可以清楚地窥见个人素质与社会需要的磨合,偶然与必然关系、输入与输出的配对所发生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本书,《美学语言学》的酝酿是在山区开始的(感谢徐盛桓先生校订),得力于徐纪敏著《科学美学思想史》的引发。这是偶然。但是,能不能被激发,并能不能最终输出诸如像《美学语言学》(1993年)一类东西,却是由个人的知识结构(当初的输入)决定的,这是必然。这本书中,动用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天文、文学、美学、艺术以及系统论等等门类的知识,当然这一切都寄生在语言学这棵树上。出版之后,逐渐引起反响:《光明日报》主编的《文摘报》1993年某日发表书讯并评论,《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2发表了Herman Parrat (国际语用学会研究中心顾问、比利时鲁文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两校哲学兼语言学教授)的短篇评论,在国际语用学会会刊Pragmatics1993/12)上, 国际语用学会中心教授授Yan Nuyts逐一介绍了本书的大意并有短评,《羊城晚报》1994731日发表介绍文章,广东电视台岭南台19941231日的专栏《每周一书》介绍了此书,广东电视台珠江台199511日再次介绍,光明日报主编的《书摘》1994/2摘发了本书的第三章“语言交际渠道的审美选择”,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会刊之一的《词库建设通讯》1993/2转载此书一个章节“民族审美观念对外来语的‘染色’”,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此书,19948月荣获中国第七届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评奖一等奖(最高奖),具有权威性的《新华文摘》94/10发表摘要“民族审美观念对句段结构的影响”,1994125日,本书作者在中国英汉对比研究会首届学术年会(长沙)的闭幕式上,应与会者要求和大会执行主席之邀,在会上对美学语言学的构思作了介绍,回答了问题;南京《服务导报》199464日摘录此书一节:语言交际的审美选择,《外国语》1995/2发表评论文章,拙文“美学语言学说略”先在《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3期发表,然后又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论文选萃》(1997年)收入。出一本书,十年以后有人读算是幸运。十多年来,不断有读者打听寻购,很多汉语界的学者认识我就是通过这一本书。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高教出版社决定再出修订本,这也是作者的小小幸运。

    第二本书《汉语文化语用学》更是个人素质准备与社会需要的呼应、偶然与必然的关系的调整结果。1992~1993我在国际语用学会作合作研究时,查到成千上万的英语文献,就是没有一本以汉语为语料的语用学。这种羞愧式的刺激,是偶然的,这是老天把一个中国学者从老远唤来体验这种羞愧。但是,如果这不合这个人的写作理念(开荒不是这个人喜欢和能做的事),就不会接受这样的挑战。另外,当清华大学出版社同意为我出一本语用学方面的书时,初衷只是把过去发表过的论文整理整理,想不到一上手,便想起在国外的那个见不到中国人写的语用学专著的遗憾,一条主要思路冲撞而出,不吐不快:写一部有独立汉语文化语用学理论框架的时机到了。十年的学习与思考(输入),七个月工夫写成(输出)。这当然得力于电脑的便捷。但是,世界需要倾听中国人的声音,中国需要自己的声音被倾听——这就是社会需要,这种需要刚好与自己的知识储备与长期的理念耦合,于是有了这样的产出——《汉语文化语用学》。它逐渐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迅速再版,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广泛介绍并出了光盘版,美国国会图书馆收录。台北中心大学的语用学教授陈界华先生在邀请我到台湾作学术访问时,在电话中告诉我,胡壮麟先生对他们推荐了这本书并作了高度评价。有一个时期(大约在2002年前后)国内的网上图书馆推荐的书目中,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语言文字学推荐书目(2297种)中,它在第617号。史封尘与崔建新合著的《汉语语用学新探》上使用了“钱氏语用学”、“三带一理论体系是一种创新的语用学体系” 等评价语。这些刚好说明了社会的需要是一种理论出现的推动力。窃以为,此书是西方语用学在中国的转世脱胎,是本土化的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我得感谢季羡林、王宗炎先生对我的直接鼓励,感谢吕叔湘、许国璋先生关于两张皮合成一张皮的论述对我的影响。

   《语言全息论》更是一种偶然促成的事。写成《汉语文化语用学》以后,我正在写作读者眼下的这部书,1998年春节期间的某一天,我在武汉归元寺附近一个巷子里的书店里淘书,发现了一本讨论生物全息律的专著。书还未看完便立即猜想地得到了另一个命题:语言结构也是全息的。于是放下手中正在写作的《家园》,完成了《语言全息论》且在此书(《家园》)之先出版。而且,整个写作尝试性地采用了中国语言学学者所不那么熟悉的演绎推理,即证伪法所主张的猜想与被反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第一次印刷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售罄,立即再次印刷。一种纯理论专著有这么多读者,真是我意外的幸运与安慰,出版社也为之欣然。这本书中所运用的其他学科知识比《美》更多,所用的西方语言学的文献更多。由于本书的责任编辑冯华英博士孜孜矻矻颇花心血,到现在为止,读者尚未指出书中的印刷错讹(暂且不论观点上的不同)。如果不是作者从学生时代起就注意各科知识平衡发展(输入),就不能胜任其事(输出)。对理论上的拓荒,作者有一种偏爱,但从不敢奢求别人对自己的工作鼓掌赞成。一切由历史评说,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关于手头上的《家园》,其写作由头与经历、停顿与完成,我已经在本书的自序中详细地提到了,余不再赘。

   一个人的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内容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但是,学术风格、研究特点与学术理念恐怕是有内在联系、一以贯通的。理清学术风格、特点与理念这三项,让自己时时检讨,是必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清理学术风格、研究特点与学术理念,脱离不了做人。

首先说风格,西方著名文艺理论家布封说:“风格却是本人。” 做人的综合便决定了作文的风格。我们中国人认定其文如其人,是有见地的。为了把这三点(学术风格、特点与理念)与做人的关系梳理清楚,不妨在这里联系一下我们读书人的两位楷模,学问泰斗:陈寅恪与钱钟书。这两位人物身上的东西,有些是可学的,有些是难学的(几乎学不到),有些是不必学的。倒过来,先说“不必学的”,比如他们学问所达到的高度,你越是比照(想学才会去比照),就越是气馁,学到最后自己就没有心情活在世上了,不如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也罢;二说“难学的”,比如他们的知识之深之厚之宽,他们掌握外语之多之精之活。还有一项最难学的事:1940324日,从不过问政治的陈寅恪,专程到重庆去投票选中央研究院的继任院长,当蒋介石指定他的秘书顾孟余为继任院长时,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学人大为不满,坚决不投顾的票。他为学术争自由的硬骨,“柳家既负(一作“自有”)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 的勇气,恐怕是我们难以企及的。伟大的发明与发现无不来源于自由的探索。为学术争自由,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学校不能追求自由最大化,而应该追求创造知识、为社会贡献最大化。”另外,钱钟书于抗战胜利后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一次回家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1974年,钱钟书参加翻译毛主席诗词五人小组,江青两次传话,让钱与杨绛住到钓鱼台去,他们的回应是:两人都呆着脸,一言不发。1975年的国庆日,钱钟书得到国宴的请贴,他请了病假。晚上江青备了小车接两位去游园,钱的回答是:“我国宴都没能去。” 中国的文人,历来多有(当然不全是)攀附权贵的心理,权贵偶有青睐,便受宠若惊。这与爱国完全是两码事。知识分子爱国与依靠祖国是光明的心态,只有国家发达与富强了,他们才会获得更多的发展自己的机会,这是不言而喻的。攀附却是自己对自己毫无信心,一方面害怕自己的学问成不了气候,另一方面却又企求个人的高升、虚荣与金交椅,因而攀附是无骨之耻。“没有研究成就奉献社会,就只能用头衔闯江湖” 攀附者还口悬种种借口,如“为了学术”云云,好像不攀不附,就做不成自己的学问了。有了这种不自信的心理,就会延伸到崇洋迷外,因为攀权附贵与攀洋附外共享一种心理病根。这些年来,外语界在理论上过多地依傍国外,这还比较易于理解,也易于接受,因为借鉴国外的好东西总是好事(我是首先从介绍与引进得益的,并且自己也写过外国语言学的评述),但是,历史反复证明,如果挟洋理论以自重,甚至挟洋人以自重,不但不能“自重”,反而会“自轻”。对比之下,像陈、钱这样,离权贵远远的,甚至躲权避贵像躲灾避瘟一样,这种令人惊异的自尊与自爱,在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中,可说无出其右者。这种自尊与自爱实在是中华民族文人太需要的一种高贵了。自尊与自爱,便有了心如止水的平静。平静必仗内刚。没有平静而刚强的心,绝不会有高境界的学问。宁静生智。内心安宁、虔诚、祥和、单纯者,必生刚,亦必生智,陈寅恪与钱钟书式的智慧由此而来。身心空明,感官松弛者最易纳入纷至踏来的讯息。空谷必响,响则必远。人品与学问在这里,实现了高度的统一。最后,我们说说他们身上“可学的”东西。如陈寅恪积之厚厚,从容薄发,尤其是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态度,都是可以学习的。钱钟书的打通中西的方法,也是多少可以学习的。

  评论这张
 
阅读(188)|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最近读者

热度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4